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市区全部解放。陈毅走进市政府办公地点时，桌上摆着的不是庆功名单，而是一摞接一摞的治安报告：旧警察队伍成分复杂，潜伏人员伺机活动，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，公安局长的人选迟迟没有定下来。 上海是一座大城市。接管工作做得好不好，公安系统能不能迅速运转，关系到工厂复工、市场恢复，也关系到普通百姓敢不敢重新走上街头。这个位置，不能只看资历，更要看能否识别敌情、掌握分寸，还得压得住队伍。 陈赓很快想到了一个人。 他向陈毅提议：“李士英同志怎么样？他在中央特科干过，办事果断，枪法也好。” 陈毅听完后回答：“你推荐的人，我放心。” 这番谈话并非临时起意。陈赓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，就知道李士英的经历。那时的李士英还很年轻，却已经在生死考验中显出沉着和胆识。 1929年10月，李士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，他被调往北方局从事交通和联络工作。天津地下党负责人李纯叛变后，掌握了不少组织机密，北方局随即成立锄奸小组。李士英参与其中，并提出利用叛徒急于立功的心理，设计接头，将其引入预定地点。 行动完成后，北方局注意到，这个入党不久的年轻人不仅执行坚决，而且临场判断很快。随后，他被调往上海，进入中央特科行动科接受训练并参加工作。 中央特科面对的不是公开战场。街巷、车站、饭馆，都可能隐藏着监视者；一封信、一处住址，也可能牵出整条地下关系。行动人员既要果断，又必须尽量减少暴露。李士英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成熟。 1932年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地下党面临严重危机，多名叛徒掌握着组织情况。李士英奉命参与处置王斌、曹清澄等人。4月22日，王斌在外出途中被击毙；5月16日，曹清澄也被处决。行动中，李士英被法租界巡捕逮捕。 被捕之后，他没有向敌人屈服。那段经历持续多年，也使他更加清楚，公安工作绝不只是抓捕和审讯，最重要的是判断敌我、掌握证据、保护无辜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李士英获释并回到组织。1939年9月，他曾负责护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病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又在保卫和公安系统任职，积累了处理复杂城市事务的经验。 上海解放后，公安部门面对的是一座刚刚经历战争和政权更替的城市。旧警察中，有人确实有业务能力，有人却同潜伏势力纠缠不清。李士英采取甄别、教育和清理相结合的办法，保留能够改造、愿意工作的人员，同时排除有严重问题者。据有关回忆，原有警察队伍中相当一部分被留用，这对维持城市日常运转很关键。 有意思的是，李士英整顿队伍时，反复强调的不是“手段”，而是纪律。他要求公安人员熟悉人民军队的纪律规定，办案不能扰民，执行任务不能借机谋私。对旧警察如此，对新干部也一样。 1949年6月，警员欧震在协助调查国民党电台案件期间，涉嫌侵占一名国民党军官家属。案件查实后，李士英依法严肃处理。相关处理后来见诸报端，在上海社会引起很大反响。群众看重的并不只是惩处本身，而是新政权是否能够约束自己的工作人员。 同年7月7日，上海举行阅兵活动。一名美国驻沪副领事在现场滋事，李士英下令将其带走调查。无论身份高低，只要破坏秩序，就按规定处理，这种态度让公安机关在接管初期迅速树立了权威。 李士英任职期间，上海公安机关还持续清查内部问题人员。对那些借职务之便敲诈、侵占、欺压百姓的旧警察，经过核查后予以清除。城市治安的恢复，靠的不是一两次行动，而是把规矩真正落到每个办案人员身上。 离开上海后，李士英先后在山东、江苏等地工作。1968年，他受到错误审查并被关押，长期羁押严重损害了身体。1978年，中央为其平反。1983年，他响应干部年轻化安排退出领导岗位，后来担任有关部门顾问。 2001年，李士英在北京逝世。那个曾在隐蔽战线上承担高风险任务的年轻人，后来把同样的果断用在了城市接管和公安建设中。上海公安局长这个职位，当年缺的不是一个会办案的人，而是一个既能识别危险、又能守住纪律边界的人。 特别